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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人们在法国购买玩具时看到是“日本制造”的标志。后来的10年中,很快换成了“台湾制造”或“香港制造”。到90年代,又变为印尼或泰国制造。在21世纪最初几年,如同圣诞树周围摆放的那些儿童礼物一样,人们已经很难找到没有贴“中国制造”商标的玩具了!玩具生产的历史同纺织品、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许多工业产品一样,说明了20世纪后半期在亚洲各地发生的奇特的产业变迁,这种变迁使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走出了不发达状态。一位名叫赤松要的日本经济学家曾用“雁行模式”来比喻上述的经济发展历程。这一小批企业的口号十分明确:走向世界。那同时也是国家领导人的殷殷寄语,盼望将它们打造成世界级玩家,有能力与美国、日本和欧洲的顶尖企业分庭抗礼。这些企业都具备中国特有的优势,主要是廉价劳动力。但这也许还不够。中国领导人准备给这些企业提供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一切必要的自由。他们如果需要资金,国有银行就在那儿呢。还不够?那就允许他们上市,到上海交易所或深圳交易所都成!如有必要,还可以到香港、纽约或东京公开发行。2003年,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中国人寿——在华尔街上市,这绝非偶然。秉持这一战略,北京对2008奥运会也寄予厚望。当年,正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使得一些日本企业为世人所熟识。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亦使几家韩国企业声名远播。北京奥运会将是中国几个大品牌非常有用的跳板。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当年的经验证明了经济学教科书的正确性。正如比较优势理论所言,这些国家从自己的低工资、低成本和低生产率中得到了好处,并开始起飞。他们向发达国家低价出售产品,买回技术和服务。这些技术和服务是他们的软肋,因为他们没有与发达国家同样好的生产条件。接着,他们开始富裕起来,工资提高了,社会保障的负担也增加了(需要向学校、医院、研究机关等投入更多的资金),生产效率也有所进步。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的工业国家逐渐赶上了老的发达国家,其国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已经趋于一致。今天,东京或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即使不是更高,也几乎和芝加哥或慕尼黑持平。手机玩球app最后,在全球化的新阶段,国家之间已经不仅仅是商品交易,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也显著增加。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出现,在80年代还是试验性质的,从1992~1993年开始,就已完全放开。这种投资在中国的起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2003年开始,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任何一家西方大公司,只要没有在中国投资,就不能算是世界级的大公司。在过去20年中,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总投资达到了5,500亿美元,这真是一个纪录!外国独资或合资企业雇用的人员达2,300万:比法国全国的就业人口还多。这些企业的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一半,政府从这些企业那里获得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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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架已经起航的飞机有着庞大的规模(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着独特的发动机(“超级资本主义”),赶上了最好的起飞时间(高峰时刻)。因此,中国的情况与先前起飞的国家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这些情况促使人们不得不对理论所没有完全解答的部分提出怀疑,特别是关于发展的时间问题,关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向发达国家趋同的速度问题。在《未来的天朝大国》的剧本中,编剧解释说,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人的工资将与世界其他地方逐渐趋同,从而减少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的优势。现在,用一个法国人的工资可雇用30至40个中国人,但随着时间的过去,差距会缩小。可是,考虑到中国有着巨大的劳动后备军,又没有工会的制衡,加上国际资本的贪婪本性,人们很难相信壕沟会很快消失。中国的追赶速度将比其他地方慢很多——日本用了30至40年,而中国将用50至100年!中国将长期保持自己在传统工业方面的优势,与此同时,它已经在最先进的产业方面开始了自己的进军,它也将在这些领域建立自己的相对优势,给发达国家带来无尽的麻烦。“从现在起到2010年,中国将有能力给世界带来与迪奥或古琦同样水准的品牌”,在2003年10月举行的巴黎2004春夏时装发布会上,杉杉公司的老板郑永刚这样宣称。杉杉是家有12种品牌的集团公司,郑老板的讲话惹人关注。他的6名时装设计师在卢浮宫的卡洛赛尔舞台初次露面,同样引起轰动!数千年来,中国既不缺少蚕丝,也不乏灵巧的手。但是他们深知,要使一个地方性的普通品牌成为享誉世界的名牌,还必须有一种复杂的炼金术,而创造性和时机是其中的关键。面对中国庞大的“后备军”——数亿名随时准备为每月数十美元而工作的工人,孟加拉或越南这样的小股部队实在是无足轻重。在孟加拉或越南,工资比广东这个全世界的新制造业中心还要低,按理说,他们也可能与其大国邻居过上两招。可惜他们手中没有武器,缺少他们的中国“朋友”那样的通往发达国家的便道,例如越南还不是世贸组织的成员。而且,即使孟加拉和越南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他们还有职业上的弱点。在工业方面,人们常常认为他们不如其老大哥可靠,工作不够迅速、不够精确,他们的精英也比较缺少现代企业精神。可是在中央帝国,这个美好的模式却要冒失败的风险,至少进展的速度要慢得多。当然,今天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已出现了强大的提高工资的压力。但是就全国而言,这样的压力还很弱。在至少十年以来,广东省的工业生产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但工资却基本没动,而且在最近几年也不大可能提高。从卡尔·马克思所撰写的经济学著作里,人们会明白其中的道理。首先,他提出了“后备军”的概念,也就是这里的劳动力。这位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影响着北京领导人的伟大理论家在《资本论》里解释说,资本家会想尽办法维持一个失业者的“后备军”,这些大军急需为自己寻找生路,于是就会成为资本家们残酷压迫工人的筹码。由于无业人群的存在,资本家便能够把一些恶劣的劳动条件强加给员工(如低工资、无休止的工作时间、过快的工作节奏和极低的社会保障等),并有效地阻止预期利润率的下降。今天的中国,是否会成为马克思眼中那些资本家的天堂呢?

如同大雁组成“V”字队形飞翔一样,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起飞,相互之间间隔10~20年。有时,某些经济体会成组出发。日本在50年代第一个起飞,很快就占据了“V”字队形的领头地位。它开始时也是依靠几个传统工业——那些需要聘用数量众多、价格便宜、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力的产业。到70年代,一群小雁(台湾、新加坡、香港和韩国)也焦急地加入了经济发展的长途旅行。此时,日本的产品已提高了档次,它把传统产业留给了这些后来的地区,带动了后者的经济腾飞。在东京,电子产品和汽车的生产代替了被新加坡、韩国拿走的小玩具。飞行可以继续进行下去,朝日帝国依旧占据着领头的位置,并且负责开拓新的天空:软件、医药、化妆品等。日本把老的产业不断传递给后来者,从而带动了群体的发展。在上述成功模式的启示下,从90年代开始,新的几只更为贫困的雁(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加入了飞行队伍,形成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梯队。它们又从比自己先进的国家所放弃的产业中找到了起飞的契机。面对进攻,北京也能发起反击。在“反倾销”诉讼上,中国就选择过反击。美国曾控告中国人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其产品(用行话讲,叫“倾销政策”),这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贸易规则。这是巨人美国在对付一些欠发达国家时经常弹奏的老调。华盛顿在2004年的几个月里就针对58种中国产品抛出了反倾销诉讼,使“中央帝国”成为该领域的第一大靶子。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北京则以同样性质的诉讼,如控告美国康宁公司在光纤电缆上的销售行为。为了遵守WTO的“贸易相关产权”协议,并取悦华盛顿,北京正在努力就此立法。但是法律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依然很深,这种局面还将继续很长一段时间。2003年,美国的辉瑞制药集团欲阻止中国当地的12家实验室生产“伟哥”,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却拒绝对该药实施保护,借口是它既不是新药,也没有疗效。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该国的律师们为此推波助澜,他们说,在中国文化中,“仿非偷也”。于是,盗用商标、盗窃知识和技术的行为并未受到应有的指责,也不被认为是犯罪。早在17世纪,西班牙牧师多明戈·纳瓦雷特就曾写到:“中国人极擅仿冒之技,凡欧洲百物,过目即可仿制也!”今天,中国并不打算固步不前,北京的领导人也不掩饰追求独立自主的意志,他们都认为,经济活动不应该停留于仿制,而是必须竭力进入第三阶段——创新的阶段。为达到这个目的,通过严肃的立法来反对制假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将需要很多时间。面对美国的不断袭扰,中国从未歇手。例如,在胸罩战中,中国当局表现得似乎若无其事。这种“波特”牌胸罩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受到了华盛顿的限制,中国并未正式反击;然而,中国当局谨慎地通知美国,中国的农产品采购团将搁置访美,其借口是在美国库存的准备向中国出口的大豆中发现了几条令人作呕的蛆虫。这是一个间接的反击,但直中心脏:大豆是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首要产品,合众国首府的农产品加工业院外游说集团闻此马上闹翻了天!

中国的需要量是如此巨大,以至它于的谈判代表在世界原材料市场上一经露面就掀起了轩然大波,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可怕的冲击。本世纪初以来,这种冲击已经演变成一场熊熊大火。每一桶石油、每一吨镍、每一盎司黄金、每一海里的运费、每一蒲式耳小麦,它们的价格都创下了近10年、20年乃至30年的新高。此外,中国对物资需求的长期压力所造成的影响,可能不仅仅限于物价方面。“谁来养活中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也不是什么新问题。10年前的1995年,莱斯特·布朗——华盛顿全球政策研究会下属的一家智囊俱乐部的主席——就出版了一本同名著作《谁来养活中国?》。惊慌是无益的,在1960~1961年的“大跃进”之后,中央帝国出现了饥荒。在北京,伟大舵手的继任者们对此仍然记忆犹新。上个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的改革就发端于解放农民,它使农业生产发生了戏剧性的起飞。从莱斯特·布朗发出呐喊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持续增长,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中国的农业生产是进步最快的,与越南一道并列前茅。不过,解决13亿张嘴的吃饭问题仍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手机玩球app为了遵守WTO的“贸易相关产权”协议,并取悦华盛顿,北京正在努力就此立法。但是法律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依然很深,这种局面还将继续很长一段时间。2003年,美国的辉瑞制药集团欲阻止中国当地的12家实验室生产“伟哥”,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却拒绝对该药实施保护,借口是它既不是新药,也没有疗效。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该国的律师们为此推波助澜,他们说,在中国文化中,“仿非偷也”。于是,盗用商标、盗窃知识和技术的行为并未受到应有的指责,也不被认为是犯罪。早在17世纪,西班牙牧师多明戈·纳瓦雷特就曾写到:“中国人极擅仿冒之技,凡欧洲百物,过目即可仿制也!”今天,中国并不打算固步不前,北京的领导人也不掩饰追求独立自主的意志,他们都认为,经济活动不应该停留于仿制,而是必须竭力进入第三阶段——创新的阶段。为达到这个目的,通过严肃的立法来反对制假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将需要很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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